成文堂

在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史中，民刑不分是其典型，本应当属于民事纠纷中的相关争议往往通过刑法的相关途径来处理，当然，更无所谓商法之说了。自清末改制之始，逐渐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民刑分立可谓首要中的首要，同时还引进了公司法的理念与相关制度，这也将直接影响到政治文明的演进。

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的基石之一，关于其优越性在此不作阐述，相较于中国的无限责任无疑是非常进步的，中国古代甚至还有负债子还之说，然而，该制度为何产生于西方？这势必要以从政治文明中寻找根据。

或许，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适用政治文明的说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其中更多体现的是奴颜媚骨、疯狂杀戮、保甲连坐……由于皇帝的权力过大，所以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会上演极度疯狂的一幕，从战国末期长平之战中的坑杀40万大军，到朱元璋争霸天下中对张士诚的挫骨扬灰，对战败者追究的责任真可谓是“无限连带责任”，不仅对战败者以及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进行肉体消灭，更要株连以儆效尤，朱棣同志更是发明了株连十族。

当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时，中华大地正值明亡清兴之际，落后民族的大清入关采取的也是极度野蛮的方式，更是采取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相比较而言，其后异族入侵的鸦片战争倒是文明许多，第二次战争的京津沦陷虽然给整个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弥补

的屈辱与浩劫，但相比较而言，似乎是以人为本，鲜见有组织的大屠杀。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则是另一番景象，天京事变中的尸体染红了整个秦淮河，天京沦陷之后，曾国荃更是再次展开了大屠杀，这也让近代的江苏人与湖南人结了大仇。同时，英法联军作为侵略者在本国是如何追究失败者的政治责任的呢？固然，英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将查理一世押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中也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方式，但责任则轻得多，拿破仑成为后来的“欧洲公敌”，在两次战败之后，也仅仅是被流放到荒岛，而不是成王败寇，记得第一次学习世界史读到这个地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无疑是有限责任的体现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史学界均认为这次革命推翻了帝制，也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后来的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都以闹剧而告终，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形式上的皇帝的确是被推翻了，但实质的皇帝呢？就不说袁世凯了，虽然是所谓的民国，但其后的中央政府乃至于地方的军阀，谁不知道都是些土皇帝？故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意义则是让政治上的有限责任深入人心，所以这次革命最终取得的胜利固然与袁世凯的权谋利用有关，但其后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政治有限责任的真实体现。

袁世凯之后的北洋系真可谓人才辈出，其后的四任总统与多位国务总理均出自北洋，由于有资格继承袁氏当国的人才众多，故派系之争不可避免，解决争议的主要途径不是宪法，而是权术与武力，所以段祺瑞才能够“合法”的逼走了黎大总统与尊称为“四哥”的冯国璋，这位直系老大从北京跑到安徽受阻，在距离自己的老巢南京乃至于长江流域虽然近在咫尺却也只好望江兴叹，只好再回到北京，但黎大总统下台也就下台了，其后虽然也有过复出，但即使再次下台本身也安然无恙，如果是在几百年前，估计也要被灭族了，近在眼前的便有慈禧太后大肆屠杀爱新觉罗子孙的先例，还有以前的禅让把戏，被禅让者又有几位得到善终的呢？曹丕的那句话倒是经典，“我到今天才明白禅让是怎么回事。”段祺瑞做的是有点过火了，直接导致的是武力说话——直皖战争，这位陆军总长及北洋总教官出身的段总理倒是有点搞笑，作为袁世凯衣钵传人的北洋第一大系居然在这次战争中如此不堪一击，马上“通电下野”，但也仅限于此，此后的历史上还会多次出现兵败后的“通电下野”，难道这不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吗？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幕发生在朱元璋封建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估计段祺瑞也要被灭族了。历史学家评价这一段历史多认为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实际上，战争也仅仅是局限于北京城内，至多也是局部战争，远没有扩展到全国，包括后来的直奉战争也是如此，战败了也仅仅承担有限责任，通电下野就没事了，这与200多年前崇祯皇帝杀尽后宫、上吊自杀真可谓天壤之别。但后来的第二次直奉战阵中，冯玉祥似乎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软禁大总统曹锟，贿选固然可恨，但剥夺人身自由似乎有点追究无限责任的意味了，但毕竟后来还是文明了。其实，就在后来韩复渠叛冯投蒋之后，也并没有把冯玉祥赶尽杀绝，相反，在韩复渠主政山东的多年，冯将军也多年隐居在山东泰山，还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多首诗歌，如果是在几百年前，这还真是难以想象。

相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近代的军阀混战产生了无数有个性的军阀，但有两个人的死还是挺让人拍手称快的，那就是张宗昌和孙传芳，他们失势后的死，直接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在胜利后追究对手无限责任——将对手进行肉体消灭，其实，在当时就遭到了手下多人的反对（可能手下人也有点担心他们被对方俘虏后有同样的下场吧），多年之后，郑金声与施从滨的后人进行了一报还一报。但在多年以前，杀降是再平常不过事情了，从白起到一代名将常遇春，都在这方面有着“丰功伟绩”，但似乎都是瑕不掩瑜，而到了近代，李鸿章进苏州杀太平天国的八降王，则差点与戈登PK，这个时候因为有近代文明的传播而已经对杀降颇有微词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胜利，一种反现代文明的法西斯主义大为采取集中营、大屠杀的方式最终促使了其他强国的联合，并对无限责任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成功的扼制。

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文明的流传与有限责任的关联性本身也正是提供了这样的证明——政治文明反作用于有限责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自清末改制以来，近现代的工业逐步发展，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及后来的南京沦陷，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可以内迁而继续生产，其后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而并非段祺瑞所云的中国陆军只可以坚持48个小时，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提供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这正是得益于以有限责任为典型的现代公司诞生。